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黨的十九大要求“強化知識產權創造、保護、運用”。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這是完善產權保護制度最重要的內容，也是提高中國經濟競爭力最大的激勵。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是我國參與全球貿易和技術、知識、品牌跨國轉讓的制度標配，激發民族創新、維護競爭秩序、提升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舉措，也是破解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現實路徑。
  
     一國知識產權保護的績效如何，一方面看在有效的知識產權制度激勵下，該國科技、文化和藝術產品的產出水平；另一方面則看該國的知識產權輸出水平。近年來，我國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創新事業取得了長足進步和發展。世界知識產權組織2018年7月公布的全球創新指數排行榜顯示，中國在世界上最具創新性經濟體中排名第17位，比去年上升了5位。與此同時，中國企業的知識產權輸出水平也不斷提高，這從我國連續多年位居有效商標注冊量和發明專利申請量世界第一，在《專利合作條約》（PCT）框架下我國已成為國際專利申請的第二大來源國，以及著作權登記量和10年前相比翻了20余倍等成績中可見一斑。總之，在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整體推動下，我國各類市場主體和創新型企業的知識產權產出和布局能力不斷提升，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具有重要的時代、經濟和社會發展基礎。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有助于營造利于創新創造的知識產權制度環境。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建設經歷了從無到有，從有到優，從被動選擇到主動戰略化安排的發展過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為適應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的需要，我國開始著手建立符合國家戰略需要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從1982年商標法、1984年專利法的頒布，到1986年民法通則將知識產權作為民事權利之一加以嚴格保護，逐步建立起現代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基本雛形。進入20世紀90年代，我國加快了知識產權立法進程，知識產權法治化水平不斷提高。我國分別于1990年頒布了著作權法、1991年頒布了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1993年頒布了反不正當競爭法、1997年頒布了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同時，這一時期我國還加入了一系列國際公約，如1992年加入《世界版權公約》和《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1994年加入《專利合作條約》、1999年加入《保護植物新品種國際公約》。尤其為了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接軌，我國又先后對著作權法、專利法和商標法進行了全面修改，整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上了一個大臺階，高保護嚴要求的現代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基本形成。進入21世紀，2008年，《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頒布，2016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頒布《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至此，我國業已建立起體系完整、功能耦合、配套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公共政策體系和制度體系，為鞏固我國知識產權大國地位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礎和社會意識基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任務依然任重道遠，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著力構建一個以TRIPS為基礎，更加開放、透明、包容、平等的知識產權國際保護新體制和新秩序。反對知識產權國際保護中的單邊主義和超現實主義，反對任何以知識產權保護為借口的貿易保護主義，使知識產權保護成為服務全球經濟增長，服務全球知識和技術擴散、服務全球消費者福祉的工具，而不是個別國家用來打壓和掠奪另一國發展機遇和發展成果的工具。
 
     完善知識產權立法，利用我國制定民法典的重大契機，在民法典中加強知識產權制度規范的設計，加強對地理標志、傳統文化資源等的立法保護，通過民法典來引領我國知識經濟發展的潮流，將知識產權法律關系加以固化和穩定化。加緊出臺商業秘密保護立法，加快著作權法和專利法的修改，同時加緊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3D打印、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領域立法，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科學、科技和創新高地奠定重要制度基礎。
 
     加強國際貿易中的知識產權保護。隨著我國從知識產權大國向知識產權強國邁進，我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知識產權保護需求正日益上升。可考慮設立國家級的知識產權海外維權機構，加大對在“一帶一路”建設、國際產能合作以及對外投資合作過程中，我國海外知識產權利益的預警、取得、保護與管理，使我國企業在“引進來”和“走出去”的雙向互動中，獲得平等的知識產權保護。
 
    提升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不斷提高知識產權法官專業化、理論化和職業化水平，引入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加大對惡意侵權、反復侵權行為懲罰力度。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符合比例原則的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制度。建立知識產權保護的特別程序機制，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知識產權案例指導制度，完善舉證責任的轉移和證據的妨礙排除制度，在全社會營造尊重知識、鼓勵創新、保護創造的司法氛圍。